编辑感叹"幸福曲线下抛":曾以为梦想可以当饭吃

2017年02月24日 09:24 来源:中国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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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也曾经以为梦想可以当饭吃

  李萌

  那天在编辑部,我接到一个电话。

  电话那端的男生介绍了自己,是汉语言专业的应届毕业生,接着他用毕恭毕敬的语气问,老师,请问你们今年招人吗?他哪会知道电话这端的我也毕业不久,说不定年龄比他还小。我勉强端了成熟的架子告诉他,不好意思今年不打算招人。对方沉默片刻,随即又问,那请问我可以来实习一段时间吗?我还没有说话,电话那端似乎害怕听到我接连的拒绝,急切地补充着他强烈的意愿,我不知如何回答,口中支吾着,把求救的目光投向办公室的前辈。前辈接过电话,以公事公办的语气让他先把简历发来,答应以后如果招聘就会联系他。

  电话挂断了,办公室恢复了安静。我们都知道那只是一句婉拒的客套话。

  我以为这样就结束了。一周以后,碰巧又是我,接到了他的电话,依然是恭敬的语气,询问我们有没有查看他的简历,我如同着急甩掉一个烫手山芋一样,把电话再次交给了前辈。

  我实在对他说不出拒绝的话,或者说,我不想由我来打碎他的希望,尽管他于我而言只是一个陌生人,我却看到了一年前的自己。

  大四上学期是我经历过的最煎熬的日子,寝室的同学大都有了出路,每天晚上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,耳中不停灌入她们讨论的声音,两人保研去了北师大,一个去了中科院,一个去了北大,明年大家都在北京,凑一起够搓一桌麻将。我两眼死死地盯着书本,羡慕得胸口发酸,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

  推销商品的学妹敲门进来,有些惊讶:咦?这不是地理学院吗?

  她是看到了我书架上满满当当的文学类书籍。我是地理专业的学生,只想做一个文学编辑。

  尽管一再放低要求,网上投出的简历,只有教辅编辑的岗位得到了回应,同在找工作的另一位室友和教育局签了约,那是临海的发达城市,在我最喜欢的南方省份,年薪10万元起步。

  我关注了能关注的出版社、杂志社的微信公众号,在招聘网站一遍遍地搜索“编辑”,我甚至想到去图书馆把所有文学类杂志的联系电话抄下来,再一个个地打过去。我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,只有我口中所说的“对文学无法割舍的热爱”。那段时间我很难入睡,闭上眼就觉得自己要完蛋。

  长春的冬天总会来得很早,雪一落下,眼里心里都是茫茫的。新闻里说长春暴雪,几万名应届毕业生在零下20摄氏度的早晨等待招聘会开始, 我是其中之一。

  我带了5份简历,每一份都附上一封自我介绍信,用他人眼里近乎煽情的语言诉说自己的渴求。

  我得到了回应。

  通知去笔试已经喜出望外,笔试的内容是选择一个题目,作一篇不超过500字的文章,写完就可以回去等待通知。第二天接到电话,来面试。

  我把这个消息兴奋地告诉父亲。没有人支持我,家人一遍遍地催促我去应聘做教师,我在全国前列的师范大学读书,他们觉得教师这份工作唾手可得。我向他们坦白,大三分流时,我没有选修教学的课程,为了不留后路。事已至此,他们再也无法。在面试时我被问到,家人会同意你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工作吗?我撒谎说,他们不干涉我的选择。

  面试之后是一周的实习,每一天都兴奋不已,提前20分钟到单位。实习结束,主编打电话给我的那一天,是我自高二错误地选择理科后最幸福的一天。转专业失败后的绝望和难以入眠的那些夜晚已经过去,我给自己灌了一大碗鸡汤,你们看啊,我的坚持终于有了意义,我就快要触碰到了梦想。

  幸福到了顶点,自然地,名为“幸福”的这条曲线开始下抛。

  我知道出版业是夕阳产业,没有什么前途也没有钱途。但我以为“梦想”两个字可以战胜一切。梦想,可以当饭吃。

  我毕业了,送走一个个朋友,在寝室赖到最后一天搬出学校。一个人能进行的娱乐活动只剩下看电影,却买不到一人份的爆米花。不想吃外卖,也找不到人一起搓一顿去吃火锅烤串。不想再看到一个冬天的来临,可冬天还是来得那么早,似乎比之前经历的每个冬天都更加冰冷。

  微薄的工资使我不得不计算种种费用,并挤牙膏似的预存在手机支付账户里。很难再像学生时代那样说走就走去旅行。不论是添一双鞋子,还是买一件化妆品都要犹豫。音像店的CD价格并没有涨,现在看起来每一张昂贵得都可以换算成几顿午饭。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看同学微信群,打哈哈地回复关于工资的询问——不问工资我们还是好朋友。

  难耐的孤独和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,不知不觉使我的生活变得一地鸡毛,比这些更令我不堪重负的,是工作的压力。如何评价一篇文章的优劣,没有明确的标准,每一次极其欣赏的文章没有通过的时候,我总会不可避免地怀疑自己,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这个职业?

  大学时看《一地鸡毛》,读得心惊肉跳,我害怕那就是对自己未来的预言。

  如今每天早晨起床,继续和现实搏斗、挣扎,但或许正渐渐被它打败。我还是一无所有,倔强地抓住名为“梦想”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在一次饭局上,前辈向地方报社的朋友介绍作为新人的我,讲起我求职的那封介绍信,说这孩子就想做编辑,别的都不要。我脸红得烧起来,问心有愧。这一年书不再怎么看了,文章也不再写了,连梦都几乎不敢做了。

  我像是害了病,浑浑噩噩地生活了这么一段时间。好像已经忘记了,看到做出的第一期杂志上印着自己名字时的兴奋;好像已经忘记了,第一次去印刷厂送稿,闻到浓重油墨味时的新奇;好像已经忘记了,求职信上的那句“恳请您给我一个机会,这将决定的,是我余生的道路”。

  现在,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把我惊醒。我愧对过去的自己,怔怔地坐在桌前,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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