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高尔夫大叔”返乡4天偷偷回京:父母怪我没挣着钱

2017年01月25日 02:33 来源:新京报
分享

  昨日,在昌平碧水庄园外,杨卫给母亲打电话。本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

  1月24日,农历腊月二十七,距离过年还有三天。13天之前,北京西站广场上,因随身携带的一根高尔夫球杆,杨卫吸引了媒体的注意。这支50元钱的球杆,是他带给11岁儿子的新年礼物。

  一个暖心的返乡故事,“高尔夫大叔”杨卫,很快成为春运大幕下的一名“网红”。然而,回家不到四天,杨卫便偷偷回到北京。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,他将这一常人难以理解的行为,归结于“无法与父母沟通”,而“无法沟通”则是父母责怪他“在北京没挣着钱”。

  杨卫用离家出走的方式,宣示着自己的“性格”。他渴望改变,却不知从何处入手。于是,杨卫决定从“和解”开始。昨晚,一年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的他,给60岁的老母亲打了个电话,手机里,母亲的备注名叫“爱的奉献”。

  生活

  杨卫的理想是当一名“领班”,能够指挥手下一百多号环卫工。然而直到昨天,他还只是这一百多人中的普通一员。

  他今年38岁了,从初二那年辍学打工算起,杨卫已经在外“漂”了20年。在老家,他给人种苹果、刷大白、垒猪圈,有一搭没一搭地挣点零钱。

  2006年,杨卫的儿子出生,他逐渐开始考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,养活一家三口。2009年,物业公司在老家招人,杨卫和几名老乡应聘成功,从山西芮城县,一路来到北京北六环的一处高档小区,做起了园林养护。

  杨卫一度对这份工作很满意。在2009年,他的工资是1050元,包吃住。工作内容并不复杂,不需要专业技能。业主有修建花圃的需求,带着剪刀过去,咔嚓一阵后,就算完成服务。隔三差五,还能去邻近的沙河镇喝一点燕京啤酒。

  7年过去了,杨卫的工种从“园艺”,换到了“环卫”,工资也涨到了3000元。如果他愿意每天工作十个小时,算上绩效,杨卫每个月能挣3200元。

  杨卫并没有存下钱。在过去的一年,他吃在小区附近的山西面馆,跟老乡两个人,一顿能喝掉四瓶啤酒,一天喝两顿;十元一包的烟,两天抽掉一包。物业公司设有食堂,每个月另给300元饭补,但是他很少在食堂吃饭。

  “骑自行车到食堂,要十分钟,到山西面馆只要五分钟,我的时间很宝贵。”杨卫搓着手。他带着十元钱买来的护耳,迷彩棉服里套了一件薄棉衣,一件夹克,一件衬衫外面罩着秋衣。除了那件150元买来的迷彩服,都是业主送的。

  经常有业主给他送衣服。大了、旧了,各种原因,最终都穿到了杨卫身上。有时候衣服多到穿不过来,他会寄一些给在高碑店做门窗安装的弟弟。同在北京,这是兄弟俩为数不多的“沟通”。

  回家

  1月11日早,杨卫没有去食堂吃早饭。不到9点,他提着20斤大米,带着几本新台历,和老乡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  那是物业公司放假的第二天,杨卫说,自己“不想那么早回家”。可是实际上,早在12月13日,他就去沙河镇的代售点买票,264元的票面价,加上6元的手续费,杨卫一点不含糊。

  公交转地铁,一个多小时后,杨卫出现在北京西站的站前广场。因为怕“过不了安检”,杨卫用自己的床单,将买给儿子的高尔夫球杆层层裹住。箱子矮,球杆高,无论怎么放置,这支球杆始终凸起在外。

  然而他并没有引来安检人员的注意,却引起了现场正在采访的媒体的注意。面对镜头,他挥动着球杆说,“我们农村没有高尔夫,我想我的儿子跟北京人一样。”

  这组报道,后来被命名为“回家的礼物”,而“高尔夫大叔”杨卫,也很快成了网红。

  但是杨卫并不知道这一句话的力量,整整一天,他都在赶路。回到家时,已经晚上11点钟。家人都在等他,弟弟还为他做了一顿饭,但杨卫累了,没和家人多说句话,倒头便睡去。

  回家第二天,杨卫去芮城县城看望妻儿。为了照顾儿子上学,他的妻子在学校附近陪读,每年房租两千元。离家多年,他不知道怎么和孩子交流。一家人在出租屋看了一天电视后,杨卫带着儿子回到了农村老家。

  在老家院里,杨卫取出高尔夫球杆,手把手地教儿子。

  “上班的地方附近有高尔夫球场,我看业主玩过,这活动新鲜、高端。”杨卫经常去捡球,然后带给儿子。

  2009年,来北京的第一年,他给不到4岁的孩子买了一把吉他。“想着他自己拨着玩,也能找到感觉,以后可以报个班学。”杨卫至今不知道儿子有什么兴趣爱好,只想着带一些城里流行的东西,让孩子“见见世面”。

1月13日,杨卫因准备送儿子球杆变成“网红”视频截图

  返程

  杨卫“北漂”五年,与儿子之间的交流,仅限于微信上的沟通。他希望在北京能够打拼出模样来,然后接儿子来北京,让他过更好的生活。“希望他不要像我一样一事无成,能混出模样来。”

  杨卫的心里始终是矛盾的。平时不往家里打电话的他,已经越发不知如何和父母交流。“每次和我爸说不到三句一定会拌嘴,到后来就懒得说了。他讲我听着,就这样。”杨卫觉得和父母有代沟,他抗拒沟通。

  父母与他的对话都是固定模式。父亲会一直劝他少抽烟,要爱惜身体。母亲则一定会问今年挣了多少钱,“我妈嫌弃我挣得少,年年如此。”

  今年也不例外。回家的新鲜感过去后,一切回到老样子。他往妻子手里塞了四千元现金,加上银行卡里结余的八千元钱,这一万两千元,是杨卫整个2016年的存款。

  母亲照例开始念叨,他没有回嘴,但是越发厌倦这种交流。“他们不理解我,我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也很辛苦,回来还要听这些。”

  于是他很快就决定回北京。回家不到5天,15日下午5点,他打包了一袋行李,偷偷出了家门。家里人以为他只是去一趟县城,并没有留意。

  到了运城后,杨卫没有买到回北京的车票,他在60元的小旅馆呆了一夜,第二天一早买了张站票,踏上了来时的路。

  直到上火车前,他才告诉妻子,母亲知道消息后,曾打电话来劝他回家,杨卫没有听话。杨卫说,要“做出一点样子来”,想用不辞而别的方式告诉他们,自己“也希望听到鼓励的话”。

  和解

  1月16日,回到北京的当天,杨卫骑着自行车来到沙河镇,花一百八十元买了一双帆布面棉鞋。在过年前,杨卫逛过一次劳保用品商店,看中了一双翻毛的鞋,要价一百二,他没舍得买。但是这次“不买不行”,因为走得匆忙,仅有的一双棉鞋,还在山西老家。

  一个人在宿舍呆了一周,杨卫有点后悔了。身为家中长子,杨卫发现,自己居然不记得父母的生日,甚至想不起来父母具体的岁数,只知道父亲属猴,母亲属狗。

  妹妹和妻子不断给杨卫打电话,希望他回家。杨卫不知如何解开心结,他觉着今年好好干,混个小头目,多拿点奖金和工资,也许父母就不再埋怨他。

  他从未尝试与父母好好聊聊自己在北京的生活。“我这人,做人挺失败的,我不知道和他们说啥,总觉得没这个必要,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,现在叫我咋改?”杨卫摇摇头,神色黯淡下来。

  他想起常看的小说里,有一个词叫“和解”,他决定迈开第一步。杨卫划开手机屏幕,拨出了母亲的电话。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,他有点紧张。

  通话时长两分钟,这是一年以来,母子之间最长的一次交流。寻常的问候,吃饭穿衣,然后匆匆挂断。母亲的备注名,被他存为“爱的奉献”。

  “今年五一,我一定回家。”杨卫说。

  本版采写

  新京报记者 王煜 赵蕾
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