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尔救女风波未息 公益行业要让公众走出被骗捐的阴影

2016年12月06日 07:25 来源:中国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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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沸沸扬扬的“罗尔救女”事件至今风波未息。从煽情并获得巨量转发、赞赏的“救女文”,到“三套房子”“医保充分报销”的质疑,事件的迅速反转,颠覆了公众的认知。因为罗尔在求助过程中没有公开自己的真实经济状况,让很多人感到道德底线被突破。其随后的公开辩解,又引发了个人求助正当性的激烈讨论。在《慈善法》实施三个月的背景下,围绕“罗尔救女”的讨论无疑很有价值。事件可以平息,但讨论不能被遗忘,期待“罗尔救女”事件推动全社会探索出一条合理、合法的个人求助模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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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对公益行业有较长时间关注的话,可以发现“罗尔事件”并不是个案,也并非其他案例不够有影响力,但是在群体性健忘的时代,类似案例早被埋在了记忆的角落里。

  上世纪90年代就发生过一起震动全国、影响到海内外的“杨晓霞事件”。社会各界救助患罕见疑难病症的山东农家少女杨晓霞,不到一个月,捐款高达87万余元,是当时个人所获得的最大一笔捐助。

  本来一切都进展得很好,但随后杨晓霞的家人提出:春耕快开始了,想从捐款中支出点钱购买种子、化肥。消息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议论。有的捐款人表示,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管理和使用,那就要把自己捐的钱收回去。人们担心,巨额善款没有规范的管理使用机制,仅靠使用者个人道德难以保证善管、善用。

  后来,杨晓霞及其监护人、杨晓霞家乡政府代表和医院代表,三方共同签订了《杨晓霞救治金管理使用协议书》,随后又组成“杨晓霞救治金管理委员会”,并聘请了两名法律顾问和一名审计师。“管委会”在详细规划了资金使用方式后,发现还结余45万元善款。一时间,“45万元剩余捐款如何善终”“我们能用杨晓霞剩下的钱吗”“反思爱心捐款”等关注与探讨的文章议论纷纷。当时极有影响力的央视《实话实说》栏目专门组织了一场“捐款结余怎么办”的讨论。最后,杨晓霞将45万元剩余捐款转赠宋庆龄基金会,设立“少年儿童疑难病症科研奖励基金”,事件才算画上了句号。

  尽管此事影响巨大,但无数同类事件依然照常,2014年还有一起影响巨大的“杨六斤事件”。广西卫视公益节目《第一书记》扶贫活动报道了杨六斤的故事。报道说,杨六斤6岁时父亲去世,母亲带着弟弟改嫁,在爷爷奶奶去世后,他就住在亲戚提供的空房子里,独自生活。每年只能从堂哥那里领500元生活费,常吃野菜充饥。

  媒体将杨六斤的个人账户公布,一个月时间里,杨六斤收到的善款达到500多万元。但随即又传出消息:杨六斤的亲戚及镇干部为图谋巨额捐款,将在外的杨六斤强行接回。随即,广西卫视对杨六斤的报道也被质疑有不实之处。

  类似事件不断发生,因为社会缺乏健康的公益环境。一个完善、健康的公益环境应该是这样的:求助者可以很方便地找到相应的援助(第一步),公益组织发达并专业(第二步),最后加上行业治理顺畅、制度监督健全,形成一个良性的运作系统。如此,才能让公众放心,成为补充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社会救济途径。“罗尔救女”事件无疑暴露了中国公益行业的系统性不足。

  目前的问题就发生在第一步和第二步。由于信息不对称等缘故,大量身处困境的求助者求助无门。中国的公益组织数量还远远不够,大多数都集中在大城市,扎根农村、乡镇、城市社区的公益组织微乎其微。由于组织治理结构不合理、人才匮乏、经费短缺等原因,现有组织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也很不尽如人意。因此,公益组织与个人求助之间隔着重重阻碍,有需要的个人不得不通过微博、知乎、微信公众号等实施网络求助。

  那么,如何打通公益组织与个人求助?拜“互联网+”所赐,公益得到了快速发展。目前互联网个人求助主要有两个模式。一种是以“腾讯乐捐”为典型,腾讯提供平台,公募基金会作为项目发起和资金接受方,然后将善款发放给项目或个人,是“个人-公募基金会-平台-公众”模式。另一种以“轻松筹”为代表,通过平台,个人可以直接发起个人求助,是“个人-平台-公众”的模式。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。“腾讯乐捐”模式因为中国公募基金会数量太少,很多普通人可望不可即。“轻松筹”模式虽然方便,但善款直接打到个人账户也存在风险。所以目前二者都有些改进,“腾讯乐捐”对个人提供了快速发起求助的渠道,“轻松筹”也和十多家公募基金会合作,为个人求助匹配公募资格,保证善款得到专业机构监管。

  但是,互联网求助难以让面临技术鸿沟的群体感受到公正。一些边远农村地区的求助者甚至连电话都没有,遑论使用互联网寻求帮助。不过,总体来说,在“互联网+”时代,个人求助已经越来越便利了,像罗尔这样的前媒体人应该不会不知道上述渠道,如果他们通过这样的渠道求助,将会避免很多问题。

  尽管如此,还有个致命问题——这几年来,虽然公益行业的发展突飞猛进,可公众并没有走出被骗捐的阴影。

  打铁还需自身硬,公益组织必须继续提高专业化程度,通过到位的执行、透明的财务、开放的运作,让公众看得见、摸得着,然后慢慢改善公众的信任度。

  从公益行业上看,整个行业的自我治理能力也应得到提升。比如形成真正的行业自治,引入竞争机制;好的大型公益机构还要能够不断培育草根组织以及专业公益人才,促进行业的整体发展。而政府也要不断降低门槛,出台更多激励措施,扶持公益机构,通过购买服务让更多公益组织发育、发展。

  公众也应该反思:如果一味不信任公益组织,只能提高恶劣事件的发生率,最终消耗整个社会的信任。不信任别人,我们可以亲身实践公益,或发起公益项目,或成为志愿者,或参与监督公益项目,这远比对着电脑屏幕当键盘侠有意义。只有更多人行动起来,才能培育更多公益组织,让公益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,关照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求助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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